中国式企业慈善：矛盾的爱心盛宴
在精准扶贫的号角声中，国家立法机构特颁布《慈善法》并启动“中华慈善日”以调动企业法人等社会力量来扶贫济困。在政策引导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于社会公益，将爱心贡献给需要帮助的困难人士和受灾群众。然而，随着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企业捐赠行为逐渐演变为一场充斥着矛盾的“爱心”盛宴，形成了中国式企业慈善捐赠的困局。
矛盾之一在于企业捐赠金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多者倾尽所有乃至裸捐，寡者一文不出并能自我辩护。为什么各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有高有低？谁在主导着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这不但是社会公众关心的焦点，更是企业关心的问题。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背后的故事。具体到企业管理，高层团队领导行为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而CEO是高层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其对慈善的认知对于企业捐赠有着明显的影响。
矛盾之二在于捐赠的目的存在扭曲，炒作动机和羊群行为明显。“只为炒作不为爱，爱心也能搞摊派。领导多捐我多捐，现场要有记者在”的打油诗，反映了部分捐赠者把“利己”动机作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初衷，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为了某种商业目的而有意识采取的理性行动。如果追溯慈善的本质，不难理解慈善应是在善心驱动下的善举，更多地源于同情心或恻隐之心而产生的无意识发生。这种“移情”的心理状态源自责任人亲身经历获得的道德情感体验。甚至可以说，只有源自道德情感体验的慈善活动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行为。
要破解中国式企业慈善的两个困局，需要我们思考：如何鼓励源自善心的善举？在中国的商业领导模式中，企业高管在进行财务决策时也难免受到个性心理的影响，常常试图将自己的早期经历的特殊事件或教训在领导岗位上展现出来，即我们所说的领导风格。在众多的企业财务决策中，慈善捐赠行为也体现着高管个人生活模式和阅历的差异。因此，要引导慈善决策者的行为模式，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剖析其心理特质。
成年个体的行为模式受到早期经历的直接影响，其中童年期是个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在童年经历中，衣食冷暖影响着个体素质的形成，导致成年行为的特殊性，甚至永久性生理和生物大脑的变化。从心理学来看，如果早期逆境使得个人的大脑发育和生理功能受到创伤，甚至可能会对个人的心智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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